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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刑讯逼供”的皇帝。 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宣布:“尽除苛惨之法”,然后颁布《开皇律》,不仅从法律上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还禁止在审讯阶段,对囚犯实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隋书·刑法志》就规定了审讯囚犯的数量、方式以及实施刑讯的前提等,凡违法进行刑讯逼供的,要严加追究。 不仅如此,为了有效防止地方官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还规定“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复核”。隋文帝的做法,成为中国法制史的里程碑,对后世审讯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不仅承袭了隋朝的做法,还做了难能可贵的具体规定:“对于年长、年幼和残疾人不得进行刑讯逼供,对于违反规定的,统一以故意违反法律论处。”《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的对于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的,一般不判处死刑,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律不适用死刑,可能源于唐朝的“不合拷讯”精神。而唐律规定的“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也大抵是当下“一人证虚、二人证实、三人证死”的渊源。 武则天时期,尽管重用刑讯逼供的酷吏,但最终也在民怨沸腾的反对声中,在一些忠直大臣的冒死揭发和进谏下,这些酷吏最终结局悲惨,成为历史的垃圾。如周兴、索元礼等“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个在被流放途中被仇人杀死,一个惨死狱中,而最“酷”的来俊臣被武则天下令斩于洛阳西市。行刑之日,人皆相庆,行刑后,众人争着剜眼、剖肝、吃肉,转眼之间尸体就消失了,又骑着马践踏尸骨。至此,唐朝反刑讯逼供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三酷吏”被严惩后,唐朝就再也没出现过“酷吏时代”。 据此,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评价古代刑讯逼供时认为,“唐代拷囚之法最有节度”。 北宋是史上相对注重人权的朝代,不仅承继了隋唐的进步做法,甚至一度曾打算废除刑讯逼供,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也说明了当时统治者认识到了刑讯逼供的巨大危害。明朝法律也规定:“对年老或有病的犯人不能刑讯,对于依法需要刑讯的,要使用法定刑具。使用不合规定刑具的官吏,要除名。故意讯问平民的官吏,抵罪。”清朝基本上沿用明律,直到戊戌变法后,古代刑讯制度才基本废止。 尽管历史上一些明君贤臣,在反“刑讯逼供”的斗争中,态度很坚决,成果很丰硕,一些嗜好刑讯逼供的酷吏甚至因此落马或被杀,一些千方百计抑制刑讯逼供的法律也相继出台,但由于专制加上落后的科技手段,决定了刑讯逼供仍是“重口供轻证据”的古代司法无法治愈的毒瘤。比如,明朝虽有法律规定抑制刑讯逼供,但直属皇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为了消灭政敌而逍遥法外,大搞刑讯逼供,造成了在那时,一个被怀疑的政敌是否有罪,不是靠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 正如一位曾因刑讯逼供被判处13年徒刑的美国警察布鲁蒂在服刑时说:“并不是我们创立的这种机制,也不是我们发明了凶狠手辣的招数。我们只是从上任那里接过来,我们是这些东西的传人。” 由此可见,即使如现代科技发达的美国,仍存在大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刑讯逼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国古代那些与“刑讯逼供”作斗争的人们致以敬意。 李志刚
毛姆的文艺随笔,像他的小说一样,以故事性见长。这一特征,以前读《巨匠与杰作》时就见识过了。最近,他的两部随笔集《观点》和《随性而至》的汉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让读者再度领略他独具一格的文风。 《观点》一书里,有一节谈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毛姆写道:“我不想讲她的生平故事,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还是简述一下吧。”这是经典的毛姆句式。随后,是一段“打通了记人随笔和文艺评论两个不同领域”的“妙文”。 毛姆说,凯瑟琳生于新西兰,当地的生活让她觉得沉闷无聊,于是说服家人放她去英国。上学期间,她与一位舞会上邂逅的男子有了段露水情缘。两年后回新西兰,又爱上一位大提琴家。随之再返伦敦,转而与他的弟弟,一位小提琴师,共坠爱河。但不久即与一位大她十岁的声乐老师结婚。新婚之夜,她拒绝同房;第二天便离家出走。她给远在新西兰的父母发了两封电报,一封说要结婚了,一封说已经离开了丈夫。母亲赶来时,发现她已有孕在身,便把她送到德国安顿下来,等孩子出生。在此期间,她读了不少契诃夫的小说,自己也写了几篇,结集为《日耳曼膳宿公寓》。 后来,凯瑟琳突遭事故早产,生下死胎;等身体康复,便返回英国。在伦敦,她遇到了米德尔顿·穆里。由于前夫拒绝离婚,两人只能同居。他们一起到巴黎旅行,见到穆里的好友弗朗西斯·卡可。凯瑟琳与卡可交往频繁,回国后一直通信。终于有一天,她独自去了法国。可因为卡可已应征入伍,两人在军队安排的一个小房间待了三天后,凯瑟琳极度苦闷失望地离去。穆里收到电报,去接她。一见面,凯瑟琳就说,她不是回到他身边,而是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毛姆写道:“凯瑟琳的这次出轨给她的小说《我不说法语》提供了素材,她对弗朗西斯·卡可的描述非常苛刻,有失公允,把穆里也写得很恶毒。她把初稿给穆里看,深深地伤害了他毫无疑问,她的初衷便是如此。” 读到这些,我不禁愕然。因为这与我记忆中的印象截然不同。于是,我找出一部《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印刷时间是1983年,距今快三十年了。翻到书后附录,有一段“女作家小传”:“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于新西兰,青年时代在英国学习。十八岁回故乡后,由于不满当地初偏狭闭塞的风气,1908年再去伦敦。她遭受过不少人生的挫折。首先是第一次婚姻完全失败,随即分居。她在德国生下的婴儿又不幸失踪;她伤心之余,写下一系列带有苦涩味的速写(《在德国膳宿公寓里》)。所幸的是,她在1912年认识了评论家和编辑墨利(按:即穆里),二人志趣相投,生活在一起,感情融洽。”这是作家传记的常见写法,典型的八股模式。比较而言,毛姆的叙述更为客观,尽管有些八卦。 据说,八卦属于娱乐界,八股才符合“学术规范”。但谁会写这样的学术八股呢?那些作者不是不明真相,随意捏造,就是明白真相,刻意隐瞒。至于能够欣赏学术八股的读者,不是蒙昧无知,就是宁愿无知。这样的读者和作者,便是陈寅恪说的“下愚而上诈”。一个心智健全的普通读者,显然不希望被瞒、被骗,而希望知道真相。承认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要了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生平事迹,去读那些四平八稳、粉饰太平的学术八股,肯定不如去读毛姆随性而至、毫无避讳的文艺八卦。 桑 农
新华网昆明3月18日电 (记者吉哲鹏)记者从云南省维西县委宣传部获悉,3月17日17时左右,维西县永春乡庆福村菜园子小组发生山体垮塌,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国土资源局、民政局、公安局、武警中队、公安消防大队、卫生局、永春乡党委政府工作人员紧急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急搜救,17日22时10分最后一名遇难人员遗体被找到。经确认,此次山体垮塌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理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 (吉哲鹏)
“革命方知北京近”,大串联时人们爱说的热烈“切口”,放在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少年身上正合适。 1966年9月,十三岁的沈阳红小兵大元刚刚小学毕业,听到刚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接见的二姐回家一通天花乱坠的描述后,他瞒着母亲搭上一列南去的列车,倒吊在行李架上,刚刚发芽的青春紊乱地激荡。在北京,他碰上了趁大串联一切免费的好时机在全国各地游荡的十七岁海南山民李德胜在几百万人的浩荡中,两人小概率地成了伙伴,继而结成莫逆之交他们一直通信四十多年,从沈阳、西藏和海南这三个极端的地理位置出发,相互访问。这种大跨度的时空设计,在小说《牛鬼蛇神》(《收获》2012年第2期)里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张力。 小说里另有一句“常识离事实最近”,似乎不断地出没在这部小说的各个角落。大元把人生中积累起来的很多重要疑问,都放在常识的维度上思考。他的挚友、串联结束后回到海南深山里结婚生子,十几年不再出门的李德胜,却靠神秘直觉来解决难题。 十七岁前,李德胜从没出过山上过岸,在大陆发生的各种事情他都极为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犯了大忌。一走出海岛,他就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在全国各地漫游。 十三岁的沈阳少年大元听他自报姓名时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敢?” 那时,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名字之一,可海南山民李德胜却浑然不知个中利害。当大元耐心地解释后,他也紧张了:和伟大领袖名字冲突,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人一起琢磨了很多替换名字,但发现都不理想。一个名字附着在你身上,要改掉是很困难的。名字的魔力,在大元给李德胜的小女儿起名李小花的很多年后,又一次浮出水面。但那是小说后话,你得读到最后一章,才能恍然大悟。 那个牵动几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大规模移动了半年之久的大串联运动,把这两个男孩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分享着喜悦和沮丧,交换着疑惑和信心:“……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大家为到底哪个位置是毛主席争论不休……大元咬定,中间的那位才是毛主席。不然为什么站在中间呢?不然别人为什么与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呢?” 马原小说里的细节,让你在阅读时总被一种突然蹦出来的喜悦充满。很多时候,细节在人生中和在小说中都一样重要。 在新时期小说家中,马原是最早有意识地确立叙事者权威的先驱者“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对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发展、命运走向、故事结局,他都曾有强烈的控制欲。读马原小说,你深知他是一个清醒的暴君,一个人物命运的掌控者,他牢牢地确立了叙事者的尊贵地位。在空气澄澈、阳光无限透明的高地上,马原以干净的语言,把他对西藏的感悟和交缠着现实和梦幻的世界,一样样地呈现出来。来到平原后,马原产生了醉氧反应。他在沈阳失去了重心,无法正常地、好好地《在北陵寺等待扎西达娃》;其后,他又于上海纷繁复杂的道路迷宫中失去方向。原来在小说里建立起的叙事者权威,在平原地带神秘消解了。在平原,人生不再有多向性,马原可能被冗余语言缠绕得失去了表达信心。 小说家失去对现实的细节感知,逝去了语言的控制,就可能失去叙事的信心。一个人的人生中失去了细节,同样也会失去表达的兴趣。 《牛鬼蛇神》这部长篇小说,我读完之后,曾认为是“新生命的赞歌”,很主旋律;又或者,是“对生命的感恩”,还是很文艺,很温馨。马原采用复踏的方式,再次把自己的原有经验重新梳理了一遍。 叶 开
幸福的80后,一进入社会,就显得十分可怜了:上大学,学费飞涨;大学还没毕业,就在扩招的现实面前忧虑就业;一进入社会,就在目不暇接的社会转型中沦为“奴隶”,房奴、车奴、卡奴……巨大的压力,还没完全适应的心理,让他们选择“小清新”来安顿灵魂、治愈心灵……难得的周末,泡一壶热茶,我读韩浩月,读这册《小清新》(重庆大学出版社)。 “小清新”是一种当下的流行文化,是一种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旋律优美清爽的音乐,清新、唯美、温暖的文艺,帆布鞋加棉布裙的青春素颜,大耳机加LOMO相机的时尚,即使口袋里的钱不多,也要背包走天涯……反正不求热门,只求够清新,“我萌,故我在”。 摊开《小清新》,真的、真的很清新:淡淡的、通透的、涟漪的蓝,是海,是天,也是心怀;洁白的、浓郁的、翻滚的白,是云,是心绪,也是人生。蓝白交际之处写下正楷的“小清新”书名,附着一句“换一种姿势看世界”。在这本文化随笔集中,韩浩月说读书,谈音乐,论电影,侃文人,话时事……和我们一起解读“小清新”。 韩浩月读书,读出了“清新”背后的“深沉”。他读《失落》,说“它像一枚表层甜美的洋葱,一层层剥开,会发现最里面那层有欲让人流泪的辣”。他读《没有悲伤的城市》,说“会发现城市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没有悲伤的城市,只能是愿望中的城市。”他读《邮差》,说“吹着腥湿海风、响着风铃和钟声、飞翔着海鸥的黑岛,邮差送去是没有不带附言的信”。 韩浩月听音乐,听到了“清新”之外的“忧郁”。“七月晴天风吹过发亮的田野”、“日落温柔投射上反光镜,收音机低吟浅唱的旋律”、“全新的游乐场,精品店的橱窗”、“影子对影子说,在最亮的地方见,不要因为一次错过了就说再见”……虽然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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